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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成果要报选粹二:完善我国未审没收程序的建议

  中国法学会为了加强智库建设,推进课题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更好地服务中央决策,于今年起建立课题结项提交成果要报的制度,请课题主持人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成果中最具有对策建议性的部分,提交至少1份成果要报。通知发出后,得到课题主持人的积极响应,首批共收到成果要报192份,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法治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对策建议,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较强的针对性。从8月26日起,《法制日报》将开辟“中国法学会课题成果要报选粹”专栏,摘选部分成果要报,敬请关注。

黄 风

我国未审没收程序“叫好不上座”的主要原因

  我国“刑事诉讼法”引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已经两年多了,从司法适用的角度看,情况并不理想。分析其原因,主要是人们对新的特别没收程序的性质存在着模糊认识,在操作上不得要领。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习惯于将没收作为财产处罚手段加以适用,把定罪作为没收的前提条件,只要定了罪,就敢于大胆地没收,即使没收财产的数额超过了犯罪所得的数额也不要紧,甚至可以以刑罚的名义没收被判刑人的个人全部财产。在没收与定罪“一揽子”处理思维定势的束缚下,现行的司法解释仍然要求在刑事特别没收程序中必须首先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并且要求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现行司法解释没有为未审没收程序制定具体的证明规则(包括:举证责任、证明事项和证明标准),仅规定:要求参加诉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当提供申请没收的财产系其所有的证据材料”。对被申请没收的财产享有所有权,在这里被简单地确定为针对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抗辩的基本理由和根据,从而,忽略了对某些形式上“合法所有”财产的非法来源的探究,并且没有为未审没收程序具有可操作性提供具体与合理的规程。

关于我国未审没收程序特点的几点分析

  我国未审没收程序表现出以下程序性特征:一是对物不对人。该程序针对的是特定的财物,即:被认为应当追缴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该程序的启动者是提出没收申请的人民检察院,但未设定特定主体作为该程序的被告。二是必经公告程序。对物之诉是一种开放的物权诉讼,审判机关应当采用公告的形式通知和寻找可能针对相关财物提出权利主张的人;我国未审没收程序正是把此种公告作为基本的权利保障程序,以确保所有可能对没收申请提出异议的人员能够知晓有关的审判活动并依法行使诉讼参与权。未审没收程序应当紧紧围绕的中心只有一个:有关财物的来源或用途是否违法。

  在审理申请没收违法所得的案件时,人民法院应当着重就有关财产的取得、转移和使用情况进行审查,以判断该财产是否具有合法来源或者合法用途,关于犯罪事实的庭审调查也应当围绕上述中心问题进行。刑事特别没收程序不应当成为关于认定犯罪事实的审判,否则,将违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关于“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的规定。

  未审没收程序不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因此,不应当简单照搬“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定罪和处罚的标准,而应当采用有利于查明和认定财产法律关系并且能够使有关各方(包括公共社会、财产受害人、被告人财产共同所有人、被告人财产受让人等其他利害关系人)均得到平等和公平司法保护的证明标准。

  人民法院在审理申请没收违法所得的案件时,不应当把财产所有权归属问题放在首位,不应当像审理涉及财产权归属问题的民事诉讼那样要求当事人提交“财产系其所有的证据材料”。在未审没收程序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重点调查有关财产的来源是否合法,是否与违法犯罪行为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并且要求参加诉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提供关于财产合法来源的证据材料。如果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仅仅提供关于“财产系其所有的证据”,该证据及其主张根本不能对抗人民检察院关于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关于未审没收证明规则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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